2026年伊始,全球股市迎来开门红。在科技板块和中小盘带动下,中美股市摆脱了去年12月的震荡调整行情重启涨势,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,而中国港股和A股在元旦前后都大幅上涨,恒生科技指数和科创50指数不到一周时间分别上涨了3.6%和7%。
预计2026年中美股市涨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,但是美股泡沫风险大于中国股市,因驱动美国2025年上涨的利好弱化,而经济K型复苏意味着经济增长持续性存在问题,再加上债务问题、通胀问题和中期选举等问题,这都意味变数较多。而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好于美国,国内正处于新经济壮大阶段,不断对冲旧经济下行压力,而AI等科技革命正走向商业应用,有利于企业利润改善,且扩大内需和有效投资有利于物价企稳回升,流动性充裕利好A股。
美股泡沫风险越来越大
2023-2025年,美股已连续三年实现两位数以上的涨幅,在历史上比较罕见。2026年,作为步入牛市第四年,众多大盘股的估值已处高位,经济前景也更趋模煳。当前市场虽不乏积极因素,美股涨势还在持续,但一些潜在的问题也在聚集,一旦美联储宽松不及预期,那么利空可能集中爆发,高估值背景下的美股调整幅度会很大。例如上一轮连续三年两位数以上上涨是在2019-2021年,但是2022年高通胀倒逼美联储持续不断加息,叠加供应链问题,美股大幅下跌,其中标普500指数跌幅逼近20%。
回顾2025年美股之所以强劲来源于两大利好:宽松的信贷环境、AI与再工业化相关投资,其中宽松的货币环境叠加通胀回落,使得私人部门消费超预期坚挺,而AI与再工业化相关投资对冲了建筑和地产支出的下降,还进一步改善了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期。不过,2026年,驱动美股上涨的利好可能会弱化,且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,这意味着美股泡沫风险越来越大,有可能呈现先扬后抑的走势。
从估值角度来看,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当前的预期市盈率为22倍,高于10年平均水平的19倍;标普500指数Shiller PE最近达到40.8倍,逼近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的高点45倍。据美国银行追踪的数据显示,标普500指数近半数估值指标,均已超过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的水平。
图为标普500的Shiller PE变化情况
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,美国经济“K”型增长,持续性不足,且还存在结构性问题。例如传统制造业和地产继续低迷,小企业相较大企业资源缓冲弱、抗风险能力低、对外部环境依赖强,ADP非农数据显示小企业雇佣了美国私人部门43%的劳动力,复苏迟滞和实际雇佣偏弱拖累劳动力市场复苏;私人消费出现分化,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低迷,2025年消费支出强劲主要来源于高收入群体和Ai消费。据穆迪分析,美股10%的最高收入群体(年收入大于25.1万美元)的消费占美国个人消费的49.20%,而2020年约43%。
流动性方面,虽然特朗普政府任命新一届美联储主席大概率维持货币宽松,但是美国通胀还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,这意味着美联储在2026年能否进一步降息还是未知数。从去年12月美联储重新扩表以来,主要流动性指标如SOFR与ON RRP、IORB利差有所回落但仍偏高,贴现窗口借款需求仍较大,说明融资压力依然存在,阶段性的流动性紧张都可能会导致美股急剧下跌,市场波动加大。
从技术变革来看,美国AI投资热潮方兴未艾,将成为拉动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。不过,AI投资能否转化为强劲的生产力,对美国经济产生拉动作用,将取决于投资能否从科技巨头向全行业渗透,美国AI应用市场的容量远小于中国。目前,仅约15%的制造业企业、10%的服务业企业将AI应用于生产流程。
中国股市上涨潜力更大
从估值角度来看,中国A股和港股估值远低于美股,对比历史,虽然处于高位,但考虑到AI渗透和商业应用带来的盈利改善,目前A股估值还是处于相对健康的水平。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报告显示,2025年市场整体估值稳步抬升,A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净率从年初3.3增长至4.4。分指数看,科技类股票估值相对偏高,但科技创新还是2026年经济增长的主线,市场愿意给科技股更高的估值。
从政策环境看,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,宏观政策正释放明确利好信号。2026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望实现“双宽松”配合,为A股市场提供稳固的支撑基础。提振内需,聚焦科技将是2026年的主基调,目前提振消费、扩大内需等一系列措施,可能还存在一些堵点,后续可能会出台更多的政策。消费方面,2026年第一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计划已提前下达,且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在12月30日已经印发的《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》。
最重要的是以AI代表的科技创新正对助推中国经济转型,在股市上就表现为代表新经济的板块或股票涨势较好。从资产端来看,经济结构性转型和技术进步带来成长性,催化股市新老更替的结构性更新,改善股市盈利预期,抬升估值中枢。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可知,在经济转型升级、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中,稳定的盈利增速和抬升的估值中枢是股市上涨的两大驱动力。例如,G7国家在90年代后,名义和实际GDP增速分别从此前的7.7%和2.8%,下降到4%和2.2%,但股市EPS增速中枢基本维持在7.3%左右,PE估值中枢从16倍抬升至20倍,年化收益从8.9%上升至9.8%。
综上所述,由于驱动美股上涨的动力可能在2026年减弱,尤其是政策不确定性导致财政、货币和关税政策可能出现变数,再加上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债务、经济K型增长和通胀等,高估值下的美股存在较大的调整风险。与此同时,中国股市从估值、经济转型和传统经济拖累等方面都有相对优势。